【我的讼No.1203】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

我在执业期间曾在广州一所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，当时是允许这样做的，但现在的政策已经明确博士后不能兼职做律师。该校法学院有位副教授，恰好在我们所做兼职律师，因此我们算是非常难得的双料同事。她有位老乡希望起诉一家民营医院，她知道我是学医出身，处理过一些医疗纠纷案，就把我推荐给他的老乡，我便接下这个案子。

我的当事人在生下一男孩之后，多年未孕，便到一民营妇产专科医院就诊，孰料这家医院是典型的莆田系医院。拍片之后，医生便说她盆腔粘连以及双侧输卵管伞端粘连，需要进行手术。在手术的过程中，当事人呼吸骤停，随即脉博减慢，血升下降，出现气体栓塞症状，命悬一线，情况十分危急，遂紧急转院至区人民医院抢救，花费30余万元保证性命，住院半年多才逐渐恢复健康。

我看了病历资料之后，发现一些严重的问题：一是这家医院存在隐匿或拒不提供病历资料的行为；二是存在伪造病历的行为，手术医生明显系事后签名，实际上手术并不是她做的；三是存在违规越级开展手术的行为，当事人的手术介于三四级之间，这家医院应该不具备开展此类类手术的资质。

困难的地方在于，虽然当时差点送命，多年以后当事人已经完全康复，无法评上伤残等级，请求赔偿的金额不会太大。而绝大部分的医院过错鉴定中，医疗机构的责任都在四成以下，所以赔偿金额大概率都只具有象征意义。我把这一情况告知当事人，当事人明确表态：赔多赔少无所谓，我只是要讨个说法。她气愤的是，在人民医院住院数月，这家医院从来没人过去看望一下，更别说说声道歉。

有意思的是，当事人在康复之后曾经委托一位律师起诉，不过等了两年多，发现一直没有动静，也不知道这个案子还有没有在进行。我叫助理去法院复印了当时的案卷，才知道这个案子在大约半年前已经撤诉，是律师去法院做的笔录，他偷偷把案子给撤了。这位同行的操作让我非常惊讶，他似乎完全不担心当事人的投诉。

我们只能重新起诉，针对我提出的越级开展手术的事情，法院专门发函给当地卫健委，要求他们回复医院是否具有开展这类手术的资质，卫健委明显袒护医疗机构，回函称目前该医院具备开展此类手术的条件，未针对当时的情形进行回应，避重就轻。

我估计这一主张已经不太好使，便把重点放在医疗过错鉴定上。我先是对手术病历中医生的签名申请笔迹鉴定，不过鉴定机构开出的缴费单将近两万元，当事人不愿意缴费，此路不通。

医疗过错鉴定有两个程序要特别注意：一是哪些病历可以作为检材，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好处理，特别是对于可能伪造的病历来说。如果不作为检材，鉴定可能就进行不下去，但如果作为检材，又有可能会被鉴定人员认为我们对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，那么鉴定结果就会对患者不利。二是听证程序，这个程序的重要性当然毋庸置疑。

我的策略是同意所有病历作为检材，但明确告诉法庭，哪些病历是伪造的，不确认真实性，一般来说不会出现状况。不过，这个案子的鉴定人员比较固执，他说我既然同意作为检材，那就是对真实性无异议。我当时就觉得，如果所有病历的真实性都得到确认，这个案子的鉴定结果大概率会对当事人不利。毕竟此类手术是有可能导致气体栓塞的，虽然我的朋友说她至少做过1000例这样的手术，无一例出现气体栓塞。

我看到鉴定人员态度比较坚决，马上调整了策略，将重点放在遗漏的一张X光片上。我称这张X光片的内容是“子宫、输卵管造影”，拍片的目的在于判断当事人是否具有开展案涉手术的指征。要是被告不提供这张X光片，我们有理由怀疑被告伪造了当事人的病情，在当事人不存在手术指征的情形下开展手术。

我当时判断听证会可能会有两种结论：一是推定被告存在过错，这对当事人是重大利好；二是称因为缺乏关键病历，鉴定无法继续进行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就仍将皮球踢回给法官，要由法官来判断是因为哪一方的过错导致鉴定无法进行，从而在原被告双方之间分配法律责任。

果不其然，鉴定机构称因缺乏关键病历，导致鉴定无法进行，作退件处理。法院再次开庭，争议的焦点在于无法鉴定的责任在于哪一方，这明显对被告不利。虽然被告一再称这张X光片属于门诊病历，不由它保管，但我国的法律规定，即便是门诊病历，医疗机构也要保存至少15年。而且，对于门诊病历中的影像检查资料或检验报告之类的病历，医疗机构也应负保存责任。

法官主持调解，被告的态度开始软化。我们在起诉之前找过医院数次，医院始终拒绝作分文赔偿。后来双方因为几万元的差距，一直僵持不下，我提出放弃律师费提成，要求当事人作一些让步，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意见。这个前后折腾五六个年头的案子，终于划上句点。

这是一场艰难的诉讼，限于篇幅，有一些细节我未再展开，比如我们跟卫健委的交涉以及当事人在网络平上的发声等等。我只所以愿意为这样一个案子花费那么多的心血，出于责任，更基于义愤。我基本断定当事人是被这家医院过度医疗了，她的问题根本不至于如此严重，更用不着做那些手术，这也是被告始终不愿意拿出那张X光片的原因，因为X光片会告诉我们真相。这个案子也告诉我们，诉讼策略一定要及时调整，如果一条道走到黑，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，此外，在必要时候，我们自身也可以成为达成策略的参数，比如这个案子我果断放弃数万元律师费，才*终促成双方的和解。

作者：周晓明，经济法博士，法学博士后，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、争议解决、计算机及数据、刑事辩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