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讼No.1132】顾问单位工伤案

顾问单位一位员工在操作机器时，被机器碾压到手，左手手腕及左前臂被压伤，劳动能力鉴定被评为六级伤残。按照劳动法的规定，工伤六级，用人单位是不能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，但这位员工不知出于何种考虑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差额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差额以及就业补助金。因为赔偿数额巨大，总数会超过30万元，用人单位希望劳动者作出一些让步，但劳动者不同意，用人单位干脆就拒绝支付，让劳动者去申请仲裁。

这个案子我完全没有印象了，应该是由助理代理的。我刚才查到了这个案子的上诉状，由此判断，这个案子打到了二审阶段。一般来说，一个案子经过仲裁、一审和二审程序，整个流程历时基本上会在一年时间以上，劳动者拿到工伤赔偿款的过程就会非常艰辛。他本身就伤得很重，在维权的过程中，想必也有许多心酸眼泪。

这种案子没有什么难度，也收不到多少律师费，但是它是顾问单位的事，我们没法推脱。我们当然不希望与这样的劳动者对簿公堂，更不希望通过繁复的诉讼程序来为他的维权增加难度，但职责所在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民国法官吴经熊在判决犯人死刑的时候，都要向死者的灵魂祈求，要求它原谅他这么做，因为这是他的角色决定的，并非他的意愿。在代理这类案件时，我就常常会想起这个故事。

好在，工伤赔偿案件本身没有难度，虽然劳动者是One shotter，一辈子可能就打这一个官司，而用人单位是Repeat player，有丰富的诉讼经验，还有专业律师加持，但用人单位一般也难以在这种案子中讨到好处。在深圳地区，还有律师费用转嫁制度，劳动者请律师的费用也可能由用人单位承担，用人单位想为难劳动者的成本就会更高。有时候我也觉得，用人单位抵抗劳动者维权的努力也并不全是消极意义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它会从反面推动法律的进步，深圳劳维案中的律师费转嫁制度就是这种抵抗的产物。

作者：周晓明，经济法博士，法学博士后，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、争议解决、计算机及数据、刑事辩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