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讼No.1127-1131】走私罪和妨害作证罪刑案五宗

某境外上市公司的中国工厂，员工数千人，每年纳税数千万，报关经理因为工作疏忽，漏报一笔二十余万税款，被海关在例行检查时查出。本来是很小的事情，但后来因为应对失策，搞出了一个天大的案件。

他们先是问计于“中间人”，“中间人”建议不配合海关检查，甚至制作假的物料穿行表以蒙混过关。后来，他们又找到北京来的“高人”，“高人”直接发短信威胁海关领导。再后来，海关到公司检查时又与公司员工发生冲突，公安局还因此拘了一名员工。海关终于震怒，决定严办此案，将公司五位高管刑拘，包括副总、财务经理、报关经理、仓管经理和采购经理，公司高管几乎被“团灭”。

我的当事人是公司副总，帮助集团在全球打理着五家工厂，管理员工总数超过15000人，他是外籍华人。海关通知他做笔录后，他自知海关肯定会对他采取强制措施，他本可以不用理会海关，大不了从此不再入境中国内地，但他极有担当，怕因此连累更多的人，毅然决定到海关做笔录。那晚，我带他去海关，他留了授权书给我，做完笔录后，果然直接被海关带走。在此之后，其他几名高管也相继被刑拘。我只好组建了一个由五名律师组成的律师团，为他们辩护，有四名律师来自我自己团队，当时我们帮银行做清收，团队人多，另一名律师也是同所的。

公司方面又为他们五人各配了一名律师，由北京某律所一个律师牵头，团队成员来自北京和广州。这样一来，局面开始变得有些微妙。名义上我们十位律师都是为各自的当事人辩护，但实际上立场上会有差别，我们团队当然完全站在当事人一边，但北京的团队难免会偏向公司一方，而公司和五位当事人的利益其实并不一致，有时候甚至会有很大的冲突。

我们向海关申请了很多次的取保，以这种方式保持与海关的沟通，海关每次都书面回复，拒绝了我们的全部取保申请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得十分频繁地会见当事人，因为他在公司位高权重，突然身陷囹圄，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，必须律师居中传达信息。当事人的太太当时正怀有身孕，将要临产，她是高龄产妇，身体不好，还要照顾他们才两三岁的小孩，这更增加了当事人和我的焦灼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通过其它的渠道为他们求情，毕竟是大型外资企业，而且并也不是严重的犯罪行为。

我作为本地律师团的负责人，夹在公司和当事人之间其实特别难受，作为当事人的辩护律师，能够为当事人所做的辩护工作，我肯定会不遗余地地去做，比如向各个办案机关递交法律意见书，比如跟他太太通信，但公司方面要求我做任何动作都要向他们报告，要取得他们的同意，我似乎动辄得咎，后来的确也得罪了公司老板的儿子，他对我说了让我极为难受的话。我曾因此蒙生退意，但想到当事人寄希望于我，我哪有退缩的道理，委托所在，虽千难万难，也绝不能放弃。

一个月过去了，海关向检察院呈捕，检察院批捕了我的当事人和财务经理，另外三位高管被释放。虽然三位高管获得自由，但对我的当事人来说，这却是一个极为不好的信号，因为批捕后不诉的概率毕竟非常低。

我们仍然没有气馁，再次确定辩护的目标，争取不诉，至少也要保证缓刑。阅卷后我看到海关的起诉意见书，发现居然建议起诉两罪，走私和妨害作证罪，这对实现我们的目标来说，显然又增加了难度。

我向检察院提交了两次法律意见书，认为走私罪情节显著轻微，危害不大，完全可以不诉，妨害作证罪海关不一定有管辖权，而且证据不足，仍然建议不诉。大约又过了半个月，检察院同意给两位高管取保，我和当事人都非常开心，感觉案件正朝好的方向发展，至少缓刑的目的应该可以实现。到了审查起诉期限届满的时候，检察院没有向法院移送案件，我觉得可能会决定不起诉，果然，又等了几个月，终于等到两份不起诉决定书。

这是一场让我印象深刻的辩护，虽然经过多方努力，*终取得了很好效果，但其中的教训颇多。*大的教训是，这个案子本来就不应该发生，一笔因疏忽而漏掉的二十余万的税款，居然搞出这么大的事，可能谁都不曾想到。我跟他们开玩笑说：只要肯努力，就没有你们搞不砸的事。

我在这个案子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受了不少的委屈，后来甚至还因此遭受了经济上的损失（我跟公司有业务往来，得罪了老板，业务自然没得做），但幸而不辱使命。更为有幸的是，当事人懂得我的付出，去年我生日的那天，他不知道怎么会记得，叫上财务经理，请我吃了一顿饭，还送来礼物，让我颇为感动。北京律师团的一位女律师，在后来的数年中，数次给我介绍案件，还做成了一个，我曾担心当时的一些辩护工作会让他们不愉快，现在看来并没有，这也让我很是欣慰。

作者：周晓明，经济法博士，法学博士后，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、争议解决、计算机及数据、刑事辩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