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讼】

今天是我公历生日，收到一堆银行、开发商和APP发的生日祝福，因为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实际上是农历，这些祝福算是“重大误解”，因此我并没在心里作出相应的”意思表示“。让我意外的是，上午收到了一位当事人的微信，他祝我生日快乐，并约我一块吃中饭，还送了几件礼物，让我颇为感动。

他其实是我一家顾问单位的副总，当时管理着中菲柬三国的数家工厂，员工总数1.7万人。中国工厂因与行政机关沟通失策涉刑案，导致公司五位高管被立案，他被列为首犯。他是香港人，本可不理会这种侦查，但他不忍手下被牵连，毅然回来做笔录，不出所料，当晚便被刑拘。

公司为他们五人请了北京著名律所的律师，没打算让我参加辩护，但他们五人非常相信我，一再要求我组团加入辩护，我便再邀了四位律师，与北京律所派出的五名律师组成辩护团为他们辩护，我是他的辩护人。

这个案子事关重大，因为刑拘的五人全是公司重要部门的负责人，而工厂的投资方是香港一家非常著名的家族企业集团。从大局的角度来看，我需要顾及公司的利益，更何况律师费也是公司支付的呢。从委托关系来看，我却应无条件考虑当事人利益。公司和这些高管之间毕竟存在利益冲突，因此我的角色就比较难受。公司方面相信北京的律师，而北京的律师显然缺乏刑辩的经验，这导致我在为当事人做一些必要的工作时，便会动辄得咎，而当当事人希望给公司施压，要求公司加大解救力度时，我便很可能被公司视为对立面。

比如我要申请取保，要给侦查机关和检察院写法律意见书，或者应他的要求要联系他在香港的太太，公司方面便说周律师你要事先跟我们商量呀，要给我们审查一下文书的内容呀。我就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做他的辩护人，每周基本上都要去会见他两三次，努力平衡公司、北京律师和他之间的关系，极为心累。更为恼火的是，有天晚上香港企业的第三代负责人在电话里说了非常伤害我的话，我当就想退出辩护，也辞去公司的法律顾问工作，但当事人还身在囹圄，不能辜负他的信任，我又继续坚持为他辩护，当时真觉得有些悲壮的况味。

侦查阶段结束后，他们五人中有三人被释放，只有他和财务经理被批捕。又过了将近一个月，他们也取保成功，再后来，检察院对他们作出不起诉决定。他们度过了人生中*艰难的时刻，我也长舒一口气。

刑案了结后，他们基本上都先后离开了那家公司，而我也未再继续担任公司的法律顾问，但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。他的助理去别的公司工作，又推荐我当了这家公司的法律顾问。他休养了一段时间，也去了一家香港公司，虽然没有请我做顾问，但法律上的问题还是会来问我。

律师圈流行一句话，律师*大的敌人是自己当事人。盖因这种建立在委托关系上的关系非常脆弱，一旦破裂，常常弄得两败俱伤。这种论调当然过于凉薄，我认为，正是因为这种委托关系的存在，使我们要在本身没有感情基础的当事人之间，做出超越感情因素的事情来，比如忠诚、尽责和坚持，哪怕这种付出除律师费之外别无回报。如果还有当事人能够理解到这种付出的伟大，还愿意在百忙中抽出时间，同你吃顿饭，给你说声生日快乐，这似乎已是律师生涯*让人感动的时刻了。

作者：周晓明，经济法博士，法学博士后，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、争议解决、计算机及数据、刑事辩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