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讼No.18】买卖合同案

我的当事人给被告送货，送货单上只有”W小N“在收货人处签名，其余无证据。我为了取证想了两招：**招是打电话去对方公司，录音，找W小N，接电话的人答：我不是W小N，她今天请假。第二招是给他们寄了个快递，W小N收，保价200元，我随便塞了个翻页笔的盒子在快递中，被告公司签收快递。这两个证据足以证明W小N是被告公司的员工。

庭审时，被告律师否认存在涉案交易。我请求法院调查W小N社保及以往交易凭证，社保中心的证据显示被告公司有一参保员工叫”W晓N“，以往的交易凭证中发现被告公司有一员工叫”W晓N“，我以为胜券在握。

不料女法官判我们败诉，她认为我方没有证据证明”W晓N“与”W小N“为同一人，故驳回我方诉求，全然不顾民诉法上有”高度盖然性“原则，也没有在关键事实上作进一步的调查。收到败诉判决后，我在情感上是很难接受的，晚上辗转床头，脑中都是这个案子，仿佛自己是做了错事的孩子。

我后来免收二审代理费，代理当事人上诉了，写了好几页纸的上诉状，但写得十分克制，没有对一审法官的愤怒表达，全当她只是基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而作出了这样的判决。在二审中，我申请笔迹鉴定，对方迫于压力与我方和解。

这是我遭遇的**个有切肤之痛的案子，虽然二审解决了我的问题，但我在收到败诉判决时的感受仍然记忆犹新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变得“成熟”多了，也收到过一些明显错判的判决，虽然仍然难免心潮难平，但我大约也不会因此而免收代理费而帮忙上诉了，我当然不能把这视为我的退步，但至少算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妥协。

作者：周晓明，经济法博士，法学博士后，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。主要执业领域为公司与股权、争议解决、计算机及数据、刑事辩护。